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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Post PEST分析
发布时间: 2019-12-30 来源:互联网

当前,在国内酒店住宿都需要人脸识别、乘坐飞机或高铁也需要身份证配对。背后是近几年来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崛起所带来的公共安全治理能力的提升。人工智能的崛起确实蕴含着改善人类社会的巨大潜力,但同时也潜藏风险和挑战,特别是未来人工智能一旦具有自主控制意识、或者人类借助人工智能实现个人能力的智能化增强,未来的世界可能出现巨大的改变。人类往往对未来世界的改变既期待又担忧,而有一些科学家开始警告人们人工智能的发展或将终结人类文明。人工智能如果被滥用,或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其带来的破坏力也是无法想象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人工智能带来的“超级权力”进行前瞻性研究,推进技术创新的同时,在伦理道德和法律法规等方面探索并设定相关的限制体系。

2016年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年份。年初,AlphaGo大胜围棋九段李世石,让近10年来再河南尿基一次兴起的人工智能技术走向台前,进入公众的视野。

AlphaGo使用两种不同的人工智能深度神经网络算法:第一种是策略网络,目标是选择在哪里落子。第二种则是价值网络,价值网络的作用是衡量走这一步对最终输赢的影响。

除了本身的算法之外,AlphaGo成功的关键在于拥有海量对弈数据——6000万局对弈数据和超级计算能力——打败李世石的AlphaGo Lee 的芯片为 50 TPU,搜索速度为10k位置/秒(图1)。

大数据和超级计算能力都是当前人工智能快速崛起的使能技术之一。使能技术(Enabling Technology),国内外对于使能技术还没有明确的定义,主要是由于使能技术具有明显的层次特征,其内涵受使能技术创新的目标决定。从技术创新链的角度,使能技术处于基础研究和产品研发之间,属于应用研究的范畴,其使命是通过使能技术的创新,来推动创新链下游的产品开发、产业化等环节的实现(图2)。

使能技术能够被广泛地应用在各种产业上,并能协助现有技术作出重大的进步,而且在政治和经济上产生深远影响。

“赋能”这个词在近几年来甚为流行,它是一个中国人自己造的词汇,并没有对应的英文。笔者建议翻译应为“For Energy”语音也比较接近。

人工智能作为21 世纪科技领域最为前沿的技术之一,是具有显著产业溢出效应的基础性技术,能够推动多个领域的变革和跨越式发展,对传统行业产生重大颠覆性影响。无论人体自身还是企业、产业,都将面临智能化重构的冲击。例如:人工智能可以为国防、医疗、工业、农业、金融、商业、教育、公共安全等领域赋能,催生新的业态和商业模式;人工智能还可以带动工业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等新兴产业的飞跃式发展,成为工业4.0的推动器。目前倍受追捧的智能制造、智能家居、无人驾驶、智能安防、智能医疗等发展方向,所代表的无一不是“智能+应用场景”发展的最新形态。

过去几年中,科技巨头已相继成立人工智能实验室,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布局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甚至整体转型为人工智能公司,紧锣密鼓筹谋人工智能未来。世界主要国家也纷纷把人工智能当作未来的战略主导,出台战略发展规划,从国家层面进行整体推进,迎接即将到来的智能社会。

2017年7月经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将发展智能经济作为主要任务之一,要求加快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产业,促进人工智能与各产业领域深度融合,形成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

发展智能经济不仅仅是发展人工智能新兴行业,还要推动人工智能与各行业融合创新,在制造、农业、物流、金融、商务、家居等重点行业和领域开展人工智能应用试点示范,推动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全面提升产业发展智能化水平(图3)。

同时,人工智能不仅赋能传统产业,还将赋能社会的变革,如何建设智能社会也是《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主要任务之一。规划中要求结合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围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目标,加快人工智能深度应用,形成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智能化环境,全社会的智能化水平大幅提升。越来越多的简单性、重复性、危险性任务由人工智能完成,个体创造力得到极大发挥,形成更多高质量和高舒适度的就业岗位;精准化智能服务更加丰富多样,人们能够最大限度享受高质量服务和便捷生活;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大幅提升,社会运行更加安全高效。

PEST 为一个产业或企业所处综合宏观环境分析模型,所谓PEST,即P是政治(Politics),E是经济(Economy),S是社会(Society),T是技术(Technology)。 这些是产业或企业的外部环境,一般不受产业或企业掌握,这些因素也被戏称为“pest(有害物)”。

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环境具备较多利好因素,基础条件已经具备。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人才储备、技术的积累和突破已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当然,未来仍需要更多政策支持、技术突破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成熟(图4)。

利好方面:进入国家战略层面。在科技部出台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被推上国家战略层面;工信部也出台《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地方政府也纷纷跟进,例如:2017年12月,北京市印发《北京市加快科技创新培育人工智能产业的指导意见》,指出到2020年北京新一代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部分关键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形成若干重大原创基础理论和前沿技术标志性成果。2017年11月,上海市印发《关于本市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出到2020年实现人工智能重点产业规模超过1000亿元;其中智能驾驶产业规模达300亿元,智能机器人规模达200亿元,智能硬件产业规模达200亿元,智能软件产业规模达200亿元,智能核心芯片产业规模达200亿元,应用于工业和消费电子的高端智能传感器实现产业化突破,填补国内空白。到2030年人工智能总体发展水平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初步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发展高地。2017年12月,浙江省政府发布《浙江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到2022年建设成全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引领区,形成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500亿元以上,带动相关产业规模5000亿元以上。2018年5月,江苏省印发《江苏省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实施意见》,指出要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平台,加快发展人工智能软件产业,加快发展人工智能硬件产业,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服务型企业……

2017年,我国占全球人工智能创业投资的48%,而美国为38%。各级政府在数十亿的引导基金和风险投资的推动下,正在推动人工智能创业与研究

利好方面:人才红利。人工智能以及计算机专业大学毕业生众多,许多大学院校纷纷开设人工智能有关专业,给行业带来人才红利。

从人机对弈到智能家居,从同声传译到人脸识别,几十年前略显“高冷”的人工智能技术现在已经着实融入了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无论是住酒店的人脸检测、还是工业领域的智能制造,乃至金融领域的移动支付等等,智能经济正在快速发展,智能社会正在加速形成。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渗透经济各领域、遍及社会各角落,俨然形成了一种“超级权力”。我们看到,对人工智能发展及其应用所带来的短期和长期的安全担忧并非一时兴起,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自图灵以来就一直存在着的真实的隐忧。无论在可预期的或者不可预期的未来,人类增强或者超级人工智能是否一定会实现,人们现在都需要具有一定的警醒和忧患意识以及风险意识。

无论如何,人工智能对未来经济社会的影响都是重大的。如何既不阻碍技术创新和人类社会进步的步伐,使其能够造福于全人类,服务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又规避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这需要政策和技术之间加强交流和互动,只要让政府、社会公共组织、企业以及个体等共同参与,才能共同谋划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安全、伦理等方面的准则。因此,笔者提出,推动技术发展前,通过PEST分析综合宏观环境分析还不够,还需要研究技术成熟后的“Post PEST”。

新技术给经济社会带来益处的同时,也会给经济社会的变革出不少难题,制造不少障碍。政策以及法律法规习惯于对社会新技术的发展做出相对滞后的回应,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我们是否需要做出一些具有前瞻性的立法布局以及如何布局,是全球各国都需要共同面对的发展难题。笔者提出的“Post PEST”是指后综合宏观环境分析模型。以人工智能为例,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时代,人工智能会形成超级权力——从政治角度来看,一方面我们需要对产业效果进行评价和加以改进,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有可能会形成政治操纵和舆论误导;从经济角度来看,也需要客观评价人工智能对经济的拉动效果,防止人工智能对传统产业的冲击、对经济体系的颠覆;从社会角度来看,面部识别监视技术侵入人类隐私,跟踪人类的情绪和身份也将影响人身安全;从技术角度来看,人工智能是否会失控、无人驾驶的致命事故如何裁决都是留给我们的悬念(图5)。

据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2019年1月7日报道称,过去一年表明,人工智能早就可能已经引发了各种危害。例如:

在2018年3月发生了一起涉及Uber自动驾驶汽车的致命事故,调查人员发现,该公司发生的技术失败在某种程度上是很容易就能被阻止的。但像福特和通用汽车这样的汽车制造商、Uber以及一大批初创公司都急于将无人驾驶技术商业化,而该技术尚未成熟。

2018年3月,有消息称政治咨询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利用Facebook的数据共享实践来影响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由此产生的骚动表明,决定在社交媒体上展示什么新闻和信息的算法如何被用来放大错误信息,破坏健康的辩论,以及隔离具有不同观点的公民。

人工智能超人识别面孔的能力使得各国以极高的速度部署监控技术。通过面部识别功能,可以在社交媒体上解锁手机并自动为照片添加标签。在2019年人脸识别将扩展到车辆和网络摄像头,它将用于跟踪人们的情绪和身份,而该技术是侵入人们隐私的一种强大方式。

“电车难题(Trolley Problem)”是伦理学领域最为知名的思想实验之一,其内容大致是: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并且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图6)。幸运的是,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然而问题在于,那个疯子在另一个电车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考虑以上状况,你是否应拉杆?

试想,一个智能交通系统的运营商,或者一辆无人驾驶汽车,通过人工智能算法,自行决定“撞与不撞”的时候,这就是一种超级权力——对人类生死的决定权。而这种权力的选择执行是根据人工智能背后的计算和算法来决定的。也因此,我们有必要给这些超级权力一些限制,一些原则性、基本性限制。

当一辆自动驾驶汽车或智能医疗设备出现失误时,应该由谁来负责?如何防止人工智能应用产生非法歧视?谁来享有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效率提升的成果,以及对于那些技能被淘汰的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保护?未来,由人工智能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深层次的变革,将会对当前的政府管理工作提出挑战。而我们所探讨的还只是一部分,更多领域的挑战都即将发生。

从整个社会来看,我们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影响的研究投入不足。资金要投给那些能够从多角度分析人工智能的跨学科团队,而不是缺少深谙技术理工科背景的社科研究机构。研究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是一个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复杂性工作,研究范围从智能的基础研究到评估安全、隐私和其他人工智能影响的方法。既要研究人工智能带来的一系列法律及伦理道德问题,这些新的法律规则和伦理规范既要保护社会,也要促进和包容技术创新和应用,既要维护基本的家庭和社会道德,也要给予人和人工智能协同发展关系的空间。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不能依靠官员来制定产业政策。“如果官员意识到某样技术的重要性,那这个技术一般已经过时了。”产业政策要想成功,意味着政府要有能力比市场上的其他主体更准确地预测哪些行业更重要,并给相关企业更多政策上的优惠和资源上的倾斜,从而产生“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此前有段时期,一些地方政府曾大力发展显像管技术,投资了数十亿美元花在显像管的生产线上,结果还没装配好,技术已经过时了,显像管完全被淘汰了。再比如,特斯拉实现电动汽车的模块化电池了,我们还要大规模扶持汽油发动机、柴油发动机吗?云计算都来了,我们还要扶持基础软件吗?在政策制定上,政府机构往往是“后知后觉”。究其原因是,许多政策制定者没有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工作经历,不懂技术和流程。在超级权力出现的智能时代,未来的行业主管部门领导干部既需要有宏观视野,懂政策、懂经济,还需要有微观经验,懂技术,懂趋势,甚至还需要有国际视野,精通外语,这样才能够第一时间把握前沿趋势,推出既促进技术创新,又规避风险发生的政策河南硫基和法律法规等“基本权限”。当然,这种跨界人才的招募和培养谈何容易?这恐怕也是未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挑战——在跨界时代,没有跨界人才来领军,如何为“超级权力”套上“基本权限”呢?所以,就政府机构领导干部人才储备而言,亟待一种新的人才培养方式,要将引进与培养相结合,积极挖掘招募跨界人才,充实高端跨界人才的储备。

当然,更需要在全国全社会开展人工智能的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大学教育和社会培训,让我们每一个从小就接受人工智能的科普知识,接受人工智能科学素质教育,全面培养人工智能人才,让每一个人都具备在未来智能社会生存、工作和发展的知识和技能,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素质和能力。

人工智能所引发出来超级权力,追根到底就是人跟技术之间的主次关系,是人类主宰技术,还是技术主宰人类。我们在设计和研发人工智能产品、服务,或者解决方案的时候,我希望设计人员或研发人员能够从用户角度出发,起码要让用户拥有四个“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