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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好书|《简·鲍恩:一生的凝视》:一位观察
发布时间: 2020-04-16 来源:互联网

《简·鲍恩:一生的凝视》(Jane Bown: A Lifetime of Looking,原版于2015年在英国出版)回顾了英国摄影家简·鲍恩(1925-2014)一生的创作,这本书由她的好友卢克·多德(Luke Dodd)编辑,从她所有作品中精选了200余幅照片。在为英国老牌报纸《观察家报》(The Observer)担任摄影师的65年里,她直视过塞缪尔·贝克特的敌意,面对过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强硬,也曾独自前往白金汉宫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80岁生日拍摄肖像。除了各色人物的肖像,她也为《观察家报》拍摄各种新闻照片。

带着一贯的谦逊,鲍恩自称为“卖照为生之人”,从罢工到考古挖掘,从示威到名人的婚礼,她对各种拍摄任务都不会拒绝。作为一位尽职的报纸摄影师,鲍恩在工作时常常优先考虑图片编辑的需要,报道罢工时,她总会拍到挥舞标语的人群,这些总是当时被挑选出来发表的照片,不过时隔半个世纪,当卢克·多德浏览鲍恩的一箱又一箱底片为她整理摄影画册、拍摄纪录片时,他发现鲍恩在报道任务中也会拍摄个人化视角的照片。这些作品常常是一小群人或一对情侣,比如1992年一张拍摄难民的照片,其中四个人挤在一起,背景的水面暗示他们在小船上,其中三位男性都目光低垂,而一位女性将视线投向照片之外。他们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那一刻他们与外部世界的喧嚣或纷乱无关,在镜头后面观察到这些场景的鲍恩,则以自己的方式将这种静默封存起来。

鲍恩的摄影生涯从1946年开始,当时她刚从皇家海军女子服务队(Women's Royal Naval Service)退役不久,这份工作让她有机会获得一笔助学金,于是她报名了吉尔福德艺术学院(Guildford School of Art)开办的全英国唯一全日制摄影课程。虽然“简·鲍恩”这个名字总是更多地与她后来标志性的黑白肖像联系在一起,她依然认为早期拍下的那些照片——吉普赛儿童、农场工人、路人——是她最好的作品,她提到,最让她快乐的是“走出去观看事物,现在也依然如此。这些照片才是真正的我。”

鲍恩曾经将自己描述为鹰,每时每刻,她的眼睛总是四下扫视,这种对于观察周遭的热情,与她供职超过半个世纪的报纸的名称十分一致:《观察家报》。毕业后不久她就从该报的老板大卫·阿斯特(David Astor)那儿得到了第一个拍摄任务,为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拍摄肖像。她回忆这次拍摄时说它是“一次可怕的经历,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但光线还不错。”

实际上,鲍恩的很多肖像作品都是在对拍摄对象知之甚少的情况下拍到的。她拍摄肖像不依赖前期的调研、出人意料的创意或者复杂的布景,而只需要极短的时间,足够让她看清楚一位拍摄对象,又不至于因为熟悉而丧失了初见时的直觉感受。速战速决是她的绝活,据说,她的最快纪录是30秒钟——1976年,她在伦敦一条幽暗的小巷中“抓”到了以害怕镜头出名的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并快速拍下五张照片,其中一幅现在成了贝克特的标准像。

当然,只强调鲍恩拍摄之高效显然忽略了她肖像真正的特质,那便是传神,是平静中的一丝忧郁。1981年,作家贝丽尔·班布里奇(Beryl Bainbridge)坐在沙发上直视鲍恩的镜头;1992年,鲍恩在人来人往的后台拍下希妮德·奥康娜(Sinead O’Connor)低垂的双眼。这些照片让人从心底生出感伤之情,并不是因为拍摄对象在痛哭流涕,而是她们坦诚了自己的脆弱,这让她们显出动人心魄的美。

自1949年起一直到鲍恩生命的最后阶段,她都保持着每周两天到《观察家报》报到的习惯,对她来说这算是“回家”。许多次她都将《观察家报》称为“家”,老板阿斯特也将她视为最爱,1954年,鲍恩与在时装零售行业当总经理的马丁·莫斯(Martin Moss)举行婚礼时,阿斯特充当了父亲的角色,将鲍恩“交给”她的丈夫。结婚后鲍恩近乎过着“双重生活”,每周五天,她是“莫斯夫人”,与丈夫和三个孩子住在伦敦郊外,而周五和周六两天则来到伦敦舰队街的办公室,等待各种拍摄任务,这个时候,她则成为“简·鲍恩”。她拍摄的上千卷底片、印样和照片都集中在《观察家报》的办公室中,而在她自己家房间里看不到任何鲍恩的作品。她将家庭生活与工作严格区分,因为对她来说摄影是内心深处的密室,是家人都不能涉足的完全属于她自己的世界。

鲍恩不会洋洋洒洒去论述自己的摄影方式,相比言语,她更爱沉默——她的信条从来都是:“摄影师既不应被看见,也不应被听见”。娇小的身材让鲍恩很容易融入背景,以便不受打扰地观察一切。她的羞涩和低调或许源自童年的创伤,鲍恩于1925年出生于英国的赫里福郡,在12岁那年,她发现自己是私生女,这一打击似乎破坏了她对于外部世界的信任,也预示了后来她那种警觉又隐蔽的工作方式。

活跃于大洋彼岸的同时代美国女摄影家戴安·阿勃丝(Diane Arbus)曾把照相机比喻为自己的“通行证”,让她得以进入一个与她的中产阶层出身相互排斥的边缘世界;而对于鲍恩来说,相机的作用却正好相反,它是她的盾,在相机的保护下,她重新能够小心翼翼地进入世界。因此,她最精彩的“自娱自乐”照片大多从背面拍摄他人,或者在人们专注于某事,并未意识到她存在的情况下拍下来。比如1954年在滨海绍森德拍到的一对情侣,男性只露出搭在躺椅背上的双手,而透过椅背缝隙可以看到,女性看着伴侣的时候,脸上洋溢着热切的笑容;又比如1963年在伦敦一处公园拍下的照片,显然颇为富裕的一家人在长椅上小憩,其中的男士正认真地阅读,而衣着时髦、戴着珍珠项链的女士嘴唇微微张开,仰头睡着了,他们的儿子也把头枕在母亲腿上,睡得正香。在照片中,他们看起来都对外部世界完全不设防,他们对于世界的这种从容的信任,或许正吸引了总是保持警觉的鲍恩;而她将这样的场景拍下来,似乎是忍不住要给他们这样的状态加上一层保护膜,将之永久地留存在照片之中。

无疑,摄影这一媒介本身就带有伤感,因为它表面上凝固了时间,实际上却越发让人注意到时间之流逝。临近生命终点的鲍恩显然意识到这一点,以至于素来认为摄影师不该被听见、被看见的她终于开始对编辑及好友卢克·多德述说过往生活和拍摄中的点滴。她将自己所有的底片、笔记、印样和照片捐给《观察家报》,以建立一份完整的档案,但与这些伴随她一生的伙伴分离的前景,以及她明白自己终将无法再拍照,这些都让她悲伤。多德写道,“她是为摄影而生的人”,或许更准确的理解是,她是通过摄影来爱世界的人,她也曾承认,当她透过镜头看着某人,在一个瞬间,她会感觉到对他们强烈的爱。一旦鲍恩意识到自己得到了理想的照片,她就立刻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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